山颯訪問稿 (2003年9月22日)

山颯訪問稿


 謝芷霖訪問於2003年9月22日下午山颯在巴黎盧森堡公園旁的畫室



謝芷霖：您的小說”La joueuse de go”（圍棋少女）十月份將由遠流出版社於台灣出版中文譯本，這個譯本的譯文讀來蠻流暢的，人物名字譯得也很中國咮跟法文本不完全一樣，您是否看過譯本？

山颯：這個譯本是由大陸的趙英男譯的，我加工修改過，花了不少心血，希望是讀起來比較自然的中文本，不讓讀者覺得是本翻譯小說，不過還是沒有法語那麼細，畢竟是用法語寫的。

謝：沒有想過自己翻譯？

山：自己翻的話沒有距離，比較難。

謝：台灣還出版了您的第一本小說”Porte de la paix célèste”（蛻變的天堂鳥，高寶出版，林說利譯），您看過嗎？大陸沒出版嗎？

山：我改過，不過好像沒採用我的改稿。這本在大陸沒出，因為是講天安門事件的，沒有被禁，只是大家不去提，我也不提，畢竟天安門事件現在還沒徹底被平反。

謝：以後有想過要翻譯別的書嗎？

山：我現在正在翻我自己新出的小說”L’impératrice”（天后），但是很吃力，因為同時我也在進行下一本法語小說，還要寫《圍棋少女》的劇本，所以也是翻得斷斷續續。

謝：下一本小說的題材可以透露一下嗎？背景呢？寫法？

山：偵探小說，跟以前風格完全不一樣，現代派的，穿插於北京和巴黎之間的故事，還在做筆記，搭結構，好像正在轉魔術方塊一樣，尚未動筆。因為前面四部小說，一直寫到唐朝的武則天，我想尋找的中國靈魂，對現在的我來說，已經達到了一種完美狀態，所以我想試探一個新的道路，寫一部風格截然不同的小說。

謝：是否有將小說拍成電影的計畫？

山：我這次回去中國，就是要成立一個《圍棋少女》的攝製組，版權已賣，導演也已確定。

謝：是哪一位導演？

山：這個現在還不能說，等到我去台灣才能宣佈，這次去大陸談定後就會開新聞發表會，但絕對是中國第一流的導演。

謝：當初寫《圍棋少女》這本書的動機？

山：最大的動機就是我的外祖母去世，我的外祖父母在抗日戰爭時都是共產黨的遊擊隊，從太行山一直到延安根據地，我母親就是在延安出生的，外祖父是1949年解放後長春市第一任市委書記（長春就是以前的新京），外祖母是長春人民代表大會主席，我對東北的感情很深，我的外祖父母可以說建設了這個城市。我外祖父在文革時被紅衛兵迫害而死，外祖母五十歲就守寡，依然很堅強，文革後平反，仍在政治上佔有一席之地。她1999年去世那天，我在義大利，父母打電話給我，我突然感到一種悲傷，現代社會不管在西方還是中國，追求的是物質生活，以金錢為主，在精神靈魂上的追求已經沒有了，尤其他們老一輩的人，真正為中國人的自由灑過鮮血的這一代人，已經放到角落被遺忘了，現在外祖母也去世，好像抗日戰爭這段歷史就了結了，沒有人會再提起，現在的中國年輕人還會再為中國人的自由及尊嚴拋頭顱灑熱血嗎？我當時就有這種震撼，覺得一定要為他們寫一本書，把這本書獻給他們，告訴現代的年輕人什麼是生命、死亡、自由。還有我自己的初戀，我十六歲天安門事件那時，認識了我的初戀情人，他也十六歲，年紀雖小，卻轟轟烈烈，好像把一生的愛都放在這人身上了。我開始用法語寫作後，就一直想把我青春少女的激情，少女變成女人的那種感覺寫出來，寫出來也就是一種埋葬，真正地把這份感情徹底埋葬掉了，《圍棋少女》就像一面鏡子，刻畫我少女時的心境，很多書中的心理都是我所經歷過的。我也放進了很多男女間或男人與男人間複雜關係的描寫，這也是我關注的角度。

謝：好像也有許多為女人的處境感到不平的地方？

山：我寫的四本小說都在提這個問題；什麼是女人？什麼是真正的女人？中國五千年文化所刻造的女人實際上是很偏激畸形的，什麼才是一個自由、獨立、有思考也有魅力的女人？我一直在尋找。而女人的愛情又是怎樣的？一個女人怎樣才能去愛、被愛，都是我在探索的問題。現在還是沒有解決，所以就繼續寫。

謝：您曾經為畫家Baltus工作，其夫人Setuko（節子）是日本人，書中有關日本思想文化的描寫，是否受到她的影響很深？

山：是是，沒錯。我在Baltus家生活了兩年，可說是我生命的一個轉折點，從焦躁不安、陰鬱的少女狀態，變成開始綻開的花朵，開始寫作，自己的個性有所發揮，對西方文化開始有真正的瞭解。Baltus是個很博學的人，跟他在一起學到很多大學裡學不到的知識，從他的言談處世，看他作畫，看到一個藝術家怎麼活著，怎麼追求，對我啟發非常大。我在他家做的是祕書工作，接電話、整理信件、檔案，平常就和他們生活在一起，因為他的女兒春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她介紹我去工作的。Baltus夫婦就像我在西方的父母，就像我的家，現在也還經常打電話。

謝：父母都還在北京，常回去大陸的家嗎？

山：我很愛回去，可能年紀比較大了吧，就比較想家，而且現在中國變化很大，空氣比較自由，回去很舒服，有時反倒覺得巴黎比較壓抑，文壇競爭很殘酷嘛，回去像是一種真正的休息。

謝：當初為什麼會來法國？

山：因為六四以後，我本來應該上北大的中文系，但是我們那一屆的學生都要軍訓一年（筆者註：當時連續四年間大學生都要參加在軍營裡的一年軍事訓練，如同當兵服役），既然當時有機會來法國留學，我還是選擇留學，不要浪費自己的生命。當時因為我父親在法國講學，可以幫我辦一些手續，另外我也曾出過書，由艾青、嚴文景、劉星武幾個作家推荐，這樣才來法國留學。我覺得既然到西方就要學到西方的文化，法國就好像西方文化的十字路口，各種文化都經過法國，戰略上的位置是最好的。

謝：來之前學過法文嗎？

山：可以說完全不會，只學了三個月。

謝：您那時才十七歲，一個人很辛苦吧？

山：對，一直都是一個人，我從法國中學開始念，私立學校L’école Alsacienne，我那時哪個年級都念，因為我的法語很差，到處插班，聽不懂也聽，像嬰兒出世，一個人放在那，沒有別的辦法，沒有朋友跟他交流，只能聽懂，不然就死掉了。三個月以後就差不多聽懂了，六個月後進步到可以說，再六個月可以寫，到第二年就可以跟課做筆記考試了。代價很大，但來法國是我自己的選擇嘛⋯。然後就參加哲學文學那一科的會考了。大學念的是哲學，也念社會學為副科，在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巴黎神學院。兩年後就去Baltus家工作了。後來也沒再繼續念，因為我1996年回來巴黎，97年就出書了。

謝：那麼您在Baltus家時就已經開始寫作？

山：對，第一本小說是22到24歲間寫的，寫完後回來就在巴黎出版了。之後便一直寫作了。

謝：您當初開始用法文寫作是否遭遇特別的困難？

山：非常囷難，因為當時很多詞都不知道，要查很多字典，現在不一樣了，現在的困難純粹是寫作上的痛苦，法語一點沒有困難了。

謝：既然很困難為什麼還選擇以法文創作？

山：跟我的性格有關吧，拿破侖有一句話：”’Impossible’ n’est pas français.”（在法文裡沒有「不可能」這個字。）從我來法國後，到處有人跟我說，你想考會考不可能，想用法語寫作不可能，我就說”’Impossible’ n’est pas français.”

謝：您來法國後曾大量閱讀法文作品，有沒有比較心儀的作家？或受到哪些作家影響？

山：基本上的法國古典文學都讀過了，最喜歡的是Flaubert（福婁拜）和Madame de Lafayette（拉法葉夫人）。受到的影響很雜。最重要還是中國古典文學、古典詩詞的影響，我小時四歲就開始背唐詩，這是我血液中最深刻的東西。中國古典文化，少女時期，紅樓夢就讀過二十二遍，三國、莊子秋水、老子道德經都讀過，在此之上再加入法國文學。後來，因為受到節子夫人影響，大量閱讀日本當代的文學作品，川端康成，還有古典的源氏物語等都讀了，所以我受日本文化影響也很深。日本文化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。

謝：您從前曾以中文發表過作品，為什麼後來沒有繼續以中文創作？

山：這是命運的問題吧，命運是個大的金輪子，說不定轉到哪一天又開始用中文寫作了。

謝：但是目前沒有這個打算？

山：目前沒有，目前用法語寫得很順手，而且我在法語文字上有一種個人的追求，我現在找到了自己的「音樂」，還要把這個「音樂」盡善盡美，還沒有走到頭。走到頭的那一天，可能突然就會說，好了，我已經到這一步了，可以改變道路了，那時可能又會用中文寫作了。
謝：您也出版過一本法文詩集”Le vent vif et la glaive rapide”（凜風快劍），您覺得寫詩和寫小說有什麼不同？

山：我小的時候就一直出版詩集，我覺得我首先是詩人，詩在我靈魂中佔的成份最多，小說的藝術手法當然是不一樣的，我的小說都是敘述事情，講一個故事，講一個人或人的故事，但在人和人之間的碰撞，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戰爭中，最終尋找的那一瞬間的火花就是詩。小說是一個媒體，詩是靈魂，那一線火光。

謝：用中文創作和用法文創作的不同？

山：不一樣，因為法語是我的第二語言—英語原本是第二，不過現在被纂了位了—法語對我來說是一種智慧的語言，完全靠大腦思維，是一種精神上的追求，精神上的一種探索。用中文寫作，好像屬於身體方面，特別舒服，有人性，有肉體感，好像穿了件貼身的綿襖一樣，那種親切和瀟灑絕對跟法語不一樣的。

謝：那在表達上呢？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感覺？

山：說一種語言，跟這語言後的文化背景和生命旅程有關，我在法國已經十三年了，實際上真正輕鬆愉快的日子很少，青春的代價都付在寫作上了，寫作好像創業，別人青春少女該談戀愛跟輕鬆自由的時候，我都用在看書和孤獨的寫作上，別人結婚生孩子時，我又到世界各地講座，推銷我的書，我說法語時，法語是我的一個武器，是一種盔甲，我說法語時會說得非常嚴謹，因為我在法國生活不容易，受過傷害，現在也有挫折，法國是一個排外的社會，不輕易允許一個外籍藝術家在它很小的文學圈子裡站得住腳，我現在已經站得住腳，還是要一直拚搏、吶喊，去說做為一個中國人，在法國文壇我是存在的。我在法國說法語，做為一個中國人，不是輕鬆的角色，是有責任的，一方面代表我自己，一個藝術家，有我自己的藝術看法和觀點，要讓別人接受這個我；另一方面我是中國人，用法語創作，我後面有無數的中國同胞，法語是我的藝術語言，是我存在的吶喊吧。說中文就不一樣了，回北京特別愛說北京話，特別親切，好像從戰場上卸了盔甲的戰士，回家以後的那種感覺，很受到安慰，好像什麼都好。當然也不是什麼都好，大陸有很多記者也不是隨便可以接受一個國外出名的人，很挑剔，但每次回去，用中文總會有很多共鳴，中國人靈魂中的東西，我們分享文化中精華的東西都是可以理解的，很容易溝通，我在法國說一句話，可能法國人才懂百分之八十，在中國和中國人交流，是懂百分之一百二十。我大部分時間在法國生活，回去時反倒有種新鮮感，有這種快樂。中文是種瀟灑的語言。

謝：大學後，從Baltus家離開後，沒有想過要回中國發展？

山：沒有，因為我喜歡法國，雖然社會很排外，還是比較尊重、推崇藝術，這一點現在在大陸是找不到的，大陸現在一切以金錢為主，藝術往往受摧殘，備受冷淡。法國在世界各國中，藝術還是算非常受重視。一方面在這兒的小文化圈子中還是有鬥爭，他們總想把我趕回去嘛，連程抱一(François Chen)先生在這裡也受了很多苦，他在文學上做的很多成績都不受承認，幾十年來都很難，現在才終於承認。另一方面，我在法國特別受廣大讀者的感動，我的第一讀者首先是法國人，像我現在出去買東西，去郵局取信，在街上，常會被普通人認出來，說「讀了你的書真好，你的書改變了我的人生」，這種作者和讀者間的關係，給我一種家的感覺，剩下的就可以看得很輕。我為書簽名時，有的讀者可以排一小時隊，他對作家及對書的這種愛，就是我寫作的一個動力。

謝：那您的第一本書是如何找到出版社的？有沒有碰到過像俄國作家Andreï Makine（安德依，馬金尼）因為他是俄國人，人家就咬定他的法文一定不好而拒絕他這樣的事？

山：我就是投稿，也被退，倒沒有碰過像他那樣的困難。接受我稿子的出版社倒是很高興，我自己反倒膽怯，覺得自己的法語不是很成熟，但是他們說最關鍵的是小說的靈魂，文字的詩意，錯字或語法上的錯誤都是可以修改的。Editions du Rocher這個出版社很有名，特別能夠發現作者，像Houellebecq, Picouly都是他們發現的，社長每次選第一本小說都能看到一個發展前途，一個文學道路，很有眼光。

謝：最近的這本L’Impératrice（天后），似乎引發了Grasset及Albin Michel兩家出版社的版權之爭，可否解釋一下其由來？

山：首先是證明這本書很好，因為我跟Grasset簽了一個合同，沒有訂名字，簽的是「未來的一部書」，跟Albin Michel一年後簽了「天后」的合同，但對Grasset來說這「未來的一部書」就是「天后」這本書。現在問題已經處理掉了，原先說是Grasset出，現在換Albin Michel出，Grasset把我賣了，因為最後上法庭，很麻煩，兩個出版社社長上電視爭論，各大報一直在報，每週都好幾條新聞，搞得大家都筋疲力盡，一定要把書搶到自己出版社為止，結果Albin Michel承認這「未來的一部書」就是「天后」這本書，Grasset就把版權全部轉讓給Albin Michel，Albin Michel付了一大筆錢，就好像足球運動員一樣給賣了，這是法國文壇上有史以來的第一件奇事。爭的就是這個「未來的一部書」合同，每次上法庭都一堆律師像打仗一樣，都是男人，文化圈大家都呼籲出版社內部私下解決就好了，不要再上法庭了。現在下定決心再也不簽合同，害怕了。新版今天剛剛上市。

謝：您剛才也有提到下一本小說的構想，未來的寫作計畫有沒有想朝比較實驗性的方向發展？

山：和個人經歷有關吧，我現在很想把中國社會和法國社會現代氣息寫出來，要有一種現代的「音樂」。

謝：您一再用到「音樂」這個詞，是不是跟您重視詩的音樂性有關？

山：因為我小時六歲就開始學琵琶，每天都要練，彈到十四歲又學古琴，我跟音樂有緣分，所以我在寫作的時候都是在追求音樂的聲響，每天早晨腦子裡聽到文字的音樂了我才開始寫作，有時候不寫，朋友問怎麼了，我就說：「今天沒有音樂。」

謝：因為您前幾部小說佈局上採取的是屬於比較傳統的小說寫法，所以我才想知道您未來會不會改換像譬如高行健在《一個人的聖經》裡那種摻和大量獨白、思辯等，打破傳統小說架構的寫法。

山：我覺得一個藝術家在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停創新，像畢卡索一樣，他不停地尋找風格，把自己的潛力完全挖掘，再痛苦再失敗也要去創新。我現在尋找新生，選一個新的文學道路，探索不同的風格，可能我今生今世都是用這種要求來進行我的寫作或是繪畫，像很多作家一輩子就寫一個故事一本書，我希望自己不要在任何的文學土地上生根，要探索不同的領域。就好像我是個經常搬家的人，隨時打包就走，不再回頭。不希望有家或個人的財產，不收集什麼，這些都是人生的負擔。一個人赤裸裸地來，赤裸裸地去，最重要是可以寫，能夠創作就可以了。

謝：繪畫也是您生命中很重要的創作之一？

山：對，但寫作是最重要的吧，首先有寫作，然後有愛情，然後有繪畫，最後就是比較愛吃，我的生活愛好有這麼四大塊吧，排得很鮮明，寫作最重要，寫作時是不談戀愛的，但有時寫完了人家已經走了，寫作就是生命。中國古代詩人像王維也畫畫，他們的繪畫是一種休閒，一種情趣，我的繪畫也有藝術追求，每辦一個畫展，都追求不同的風格，表現方式不同，但在繪畫上的探索就比較輕鬆，繪畫是有靈氣的東西，早晨醒來，覺得有靈氣，很愉快輕鬆，我就可以到畫室畫幾筆或畫一天，好像做氣功一樣，可以進入一種境界。寫作不一樣，很沈重，很痛苦，而且我大部分在床上寫，拉起窗帘，在黑暗中寫，正好和繪畫的光明相反，畫室裡是北邊的光，陰晴都有持續的光，永恆的光。寫作就不能有光，在黑暗中爬行，在黑暗中才能找到光明，光明在文字裡。我畫畫時追求美的和諧與形象，絕對的美，寫作的文字中一方面也追求這種詩意，但另方面也會毫不留情地寫人性中的殘酷、野蠁、謊言，寫最醜陋的東西。

謝：您寫作的頻律？

山：現在都是每兩年出一本書，第一年醞釀，讀書做筆記，蒐集資料，第二年才開始正式寫，其實寫的時間並不長，《圍棋少女》十個月就寫完了，《天后》也是十個月，但是這本我大概做了四年的筆記，積累了很多歷史資料。開始寫時可能一天寫兩三個小時，愈寫時間愈長，到後半部就每天寫十到十五小時，瘋狂創作，與世隔絕，那個時候就很痛苦，真的很累，體力上消耗非常大，《天后》這本書，每天寫十五小時這種過程大概六個月吧，真是很累。

謝：您是如何打入法國人的圈子？

山：瞭解法國文化，要進入法國人的圈子，最重要是說非常流利的法語，法國人喜歡玩文字遊戲，法語說得很細，法語是種很細膩的語言，說一個詞卻有無數的層次，要懂這些層次就一定要說得非常好，對西方文化要瞭解很深，只懂一般淺的東西進不了他們的圈子，要知道古代希臘羅馬、英法各種典故，和中國很相像，一個法國文學界人說話時要用很多典故，知道典故、讀過這些書才能跟他交流。一般老百姓也要知道他們想法是什麼，政治、社會問題啦，發牢騷能夠發到一邊去。

謝：文藝圈到現在還是很排外嗎？

山：還是，他們排外，但對中國文化又有一種特別的嚮往，很奇怪。但我們有好幾個，程抱一、高行健和我等，好幾個中國作家都在法國紮根，所以不是個人的力量，是種集體的力量，都在這裡寫作，介紹中國的文化。

謝：那您會不會擔心如果寫的題材跟中國無關時他們就會把您冷落掉？

山：所以是一個嘗試呀，我要冒這個險，這才刺激。中國文化並不是賣作品的本錢，我寫的是心裡要表現的東西，我現在想說的是另外的東西，就要說出來，接受不接受，出版了以後再看。

謝：和中國文藝圈還有聯繫嗎？

山：有，但中法文藝圈現在都有同樣的危機，有窒息感，現在在中國做為作家很吃力，有經濟效益問題，中國出版商現在是往炒作上發展，沒有炒作價值的作品往往就被槍斃掉了，在中國當作家很辛苦，在法國也一樣，也炒作，創作是非常艱難的。我還沒去過台灣，不過也讀過白先勇、林語堂、張愛玲、三毛、瓊瑤等人的書。我希望這次去可以多蒐集幾本好書。

謝：對有志寫作的年輕後起之輩有沒有什麼想說的話？

山：Baltus活著的時候說：”Il  faut décourager la peinture.”（要洩繪畫的氣。）好幾種意義，因為現在的畫愈來愈荒唐了，美和自己的工筆都不在裡面了，而且繪畫的確很艱苦。我要說：”Il faut encourager l’écriture.”（要鼓勵寫作。）社會要鼓勵寫作，寫作是痛苦孤獨的事，但寫作是人類生存的一個奇妙體現，在思考以後還要寫成文字，讓無數的人分享思考，這是人這種動物鮮明的個性，一定不能拋棄，要保護寫作。年輕人想寫就寫吧。



謝芷霖